“外卖行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逐底竞争’ , 即不断试探送达时间的底线指标 。 把所有的竞争参数穷尽了后 , 压力就被推到骑手那里 , 导致骑手处于极限和超负荷的工作状态 。 ”他说 。
另一方面是复杂用工关系令风险转移 , 导致算法“失责” 。
采访人员在调研中了解到 , 多数外卖骑手和外卖平台之间形成了复杂的雇佣关系 。 很多外卖骑手往往不跟平台直接签约 , 而是通过一些App跟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约 , 且劳务公司频繁更换 。 当出现事故的时候 , 容易导致多方相互踢皮球 。
在一起外卖骑手撞伤行人案件中 , 骑手称2018年9月加入某外卖平台 , 刚开始App上的劳务协议显示雇主为宁波裕米公司;2019年8月App上的协议又变更为杭州邦芒公司 , 他搞不清楚雇主究竟是谁 。 在出事后的庭审过程中 , 宁波裕米与杭州邦芒均不承认黄某是自己的雇员 。
负责审理该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波说 , 从合同上看 , 骑手和劳务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 , 但实际上劳务公司与骑手的关系十分松散 。 平台用接单量、客户投诉情况考核骑手 , 充当了“雇主”的角色 。 而一旦交通事故发生 , 平台却躲在劳务公司背后 ,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
在现行法律法规下 , 交警没办法处罚企业 , 只能处罚骑手 。 出了交通事故 , 是骑手个人而不是企业需要承担违规违法成本以及伤残死亡风险等 。
仅有算法是不够的
面对社会质疑 , 饿了么称将尽快推出新功能——“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 , 供消费者选择 。 美团则称将改进调度系统 , 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 。
有受访人士认为 , 解决外卖骑手面临的困境 , 最重要的是平台企业能够正视、尊重和真正保障劳动者权益 , 而不是让算法成为只会为企业赚钱的冰冷工具 。
近年来 , 面对新兴业态的挑战 , 多地已开始加大管理力度 。 比如 , 广东佛山已建成89个固定交通安全教育点 , 加大对外卖快递骑手等群体的交通安全教育;对于员工交通违法较多、交通安全管理薄弱的外卖企业 , 佛山公安交警组织约谈企业负责人 。
马亮建议 , 新兴业态必然会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构成冲击和挑战 , 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职业安全、安全生产等的通用性法律 , 需要及时修订 。 跟某个行业直接相关的问题 , 也需要新的法规及时回应 。
此外 , 外卖行业的问题牵涉多个部门 , 应进一步明确主要监管部门 , 对失序的竞争行为进行纠偏 。 马亮还建议 , 外卖骑手属于“流动中的安全生产问题” , 也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 , 压实地方政府监管和执法责任 。

文章插图
厦门"文明快送联盟"成立
联盟成员为本企业配送员配备有企业统一标识的头盔、服装、反光背心 , 以及由企业发放给配送员的惟一号码 。
号码要用反光材料张贴在配送员后背、车箱或者头盔等地方 。 一旦违章 , 交警将号码发给平台 , 平台就可以“以号定人” 。
近日 , 在市委文明办、市市场监管局、市交警等部门联合倡导下 , 美团、饿了么、达达、朴朴4家快送企业成立“厦门市文明快送联盟” , 建立联动工作机制 , 并达成自律公约 , 进一步促进行业文明规范 。
据介绍 , 厦门市文明快送联盟制定的《联盟公约》 , 明确要求联盟成员按照国家标准 , 在交管部门指导下 , 共同制定配送行业电动自行车行业标准 , 对成员所属配送人员全面实施“一人一车一号”制度 。 即 , 联盟成员要为本企业配送人员配备有企业统一标识的头盔、服装、反光背心 , 以及由企业发放给配送员的惟一号码 。 该号码要用反光材料张贴在派送员后背、车箱或者头盔等地方 。 一旦违章 , 交警将号码发给平台 , 平台就可以“以号定人” , 便于管理 。 通过实行“一人一车一号、平台管理” , 落实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部门监管 , 形成快送行业共管共治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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