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仙人掌结果了是什么意思 梦到仙人掌是什么意思( 二 )


在谈及文学的某些篇目中,鲁西迪的观念和写作有时表现得非常精彩而微妙 。例如他对《哈姆雷特》的解读 。他将《哈姆雷特》看作是“一个谋杀故事,一个丹麦宫廷阴谋和福丁布拉斯入侵的政治戏剧,一个犹豫不决的心理剧,一个复仇悲剧,一个悲剧爱情故事,一个关于戏剧的后现代主义戏剧”,如此想象显然是恰当的 。而鲁西迪对自由的超越想象,也只有在文学的意义上才会发生其效力,文学对他而言意味着自由和对自由的追求 。
1996年发表于《纽约客》,后收录在《越界》(Step Across This Line:Collected Nonfiction 1992–2002)的《再为小说一辩》(“In Defense of the Novel,Yet Again”),某种意义上是鲁西迪对小说艺术的总体想象 。“小说的艺术并不存在危机 。小说恰恰具有斯坦纳教授宣称的混合形式 。”鲁西迪写道,“它一部分是社会需求,一部分是幻想,一部分是自白 。它跨越知识的边界,就如同越过地形学的拘囿 。但是,他也是对的,因为许多优秀的作家已经模糊了事实和虚构的边界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有关海尔·塞拉西的伟大作品《皇帝》,就是其中一例,它体现出上述富有创造力的模糊性 。汤姆·沃尔夫和其他一些作家在美国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t)的写作,这种方式直接窃取了小说的外衣,在沃尔夫自己的作品《激进的时尚以及对公诉受理者的恐吓》(Radical Chic&Mau-Mauing the Flak Catchers),或者《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中,这个意图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旅行文学这个分类已经得到扩充,它将含有深刻文化反思的作品也囊括其中:比如说,克劳迪奥·马格里斯的《多瑙河》(Danubio),或者尼尔·阿舍森的《黑海》(Black Sea) 。罗伯托·卡拉索的《卡德摩斯和哈玛尼的婚姻》(Le nozze di Cadmo e Armonia;The Marriage of Cadmus and Harmony)以一种重新审视希腊神话的方式,获得了一部优秀的小说所需要的张力和心智上的狂喜,面对此类非虚构写作中的佼佼者,人们完全可以为一种新型想象化速写的出现而欢呼雀跃——或者,更进一步说,为狄德罗或者蒙田百科全书式嬉笑打闹的回归而欢庆 。小说大可以欢迎这种发展而不怀危机感 。它为我们每个人留出了发展空间 。”
在这篇文章里,鲁西迪回应了乔治·斯坦纳的“小说之死”的论调 。在英国出版协会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斯坦纳发言说,“史诗,韵文史诗,庄严的韵文悲剧 。它们盛极一时,却最终沦为明日黄花 。”鲁西迪对此不以为然,他深知小说的多重幻身,以及小说的随时代赋形 。关于此,他如是写道,“不久之前,英国小说家威尔·塞尔夫出版了一部非常有趣的短篇小说,叫做《癫狂病的数字理论》(The Quantity Theory of Insanity),这部小说写道,人类的所有癫狂指数之和也许是固定的,也许是恒久不变的,所以治愈疯癫的企图是无用的,因为当一个人从疯癫中恢复理智,一个处在他乡异地的人就会患上这种病症,就好比我们都躺在床上,盖着同一张毯子——可以将它想象成理智——而这张毯子并不足以覆盖我们所有人 。当我们中的一个人把毯子往自身这里拉近一点,其他人的脚趾就会因此暴露在外 。这是非常具有喜剧色彩的想法,它是斯坦纳教授板着脸给出的那番荒诞论调的一次回响——任何时刻,都会存在一种创作才能的总量,那些来自电影、电视甚至是广告的诱惑,使得天赋的毯子从小说身上移开了,这使得小说哆哆嗦嗦地裹着睡衣,在文化的冬天里流浪在外 。”
还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西迪提出了文学面临的两个问题:其一,不加分别、大小通吃的销售策略;其二,对知识自由本身的攻击 。关于第二点,他援引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自由的观念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攻击 。过去……反抗的概念和思想独立的观念常常被联系在一起 。一个持异端意见者——无论是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宗教上的或者美学上的——指的是不愿意违背自己良知的人 。而今,认为自由是不可追求的,思想诚实只是反社会的自私表现,这样的观点才是危险的 。反对思想自由的人们,总是用他们的言论来为对抗个体的规训开脱 。那些拒绝出卖自己思想的作家,总会被贴上‘自我主义者’的标签 。他们不是被指控为深居象牙塔里的人,就是被指控为袒露自己内心的暴露狂,抑或企图维护非公正特权而逆历史潮流而上的人 。但是,要想用直率坦诚的语言进行写作,一个人必须毫无畏惧地去思考,再者,一个毫无畏惧地去思考的人,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卫道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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