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养成系统笔趣阁 暧昧养成系统( 二 )


哈贝马斯自是深谙媒介的高手 。雏凤啼声,便以一篇《以海德格尔之矛攻子之盾》(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开始公共知识分子生涯 。初期的思想由直觉上升至理性反思,再转化为去主体化的对话共识,与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后形而上学的思考相互映照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后,依托公共领域这一规范性理论基础,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出沟通行动理论与商议民主理论 。他将民主治理重构为集体意见形成和决策的过程,而公共领域的沟通则有助于促进政策制定的理性 。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演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衰史,认为它的消亡与现代传媒业的兴起密切相关 。哈贝马斯曾批评道:在制造的公共性这一新领域中,公民不再是传播的创造者,而仅是传播的对象,被策略性地用于确保大众忠诚与大众消费 。这一悲观论述显然是哈贝马斯理想化公共领域的反面 。然而“公共领域”一词在英语世界不胫而走之前,它的提出却是在历史-经验和批判-规范的双重维度上使用的 。对于扑面而来的忽视多元性、默许性别不平等、对大众媒体过分悲观等批评,其观点也在《关于公共领域的进一步思考》(1992)中得到修正:
总之,我对于公众从政治活跃到私密退隐,“从文化讨论型到文化消费型”的单向演进论过于简单了 。当时,我对多元且内部高度分化的大众的抵抗力和批判潜力过于悲观,因为其文化消费已经开始摆脱阶级的束缚 。连同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分野的模棱两可的松动,以及“文化与政治间新的‘暧昧的’亲密关系”,其复杂性远不止以娱乐吸纳信息,评价标准本身也已发生了变化 。
将女性、工人、少数族裔或移民群体、非主流性取向人士相继纳入公共领域是历史性的成就,从长远看必然对公共讨论有所裨益 。而包容、理性和未被扭曲地讨论这一理想在当下的重要也不言而喻 。也正是在《沟通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对其备受批评的早期理想化观点做了高度复杂的区分和拓展,在为理性提供新的微观基础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批判的基础上,他对于规范性立场的保留也使其后来发展出一套有关媒体和民主的理论 。作为楔入公共权威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第三空间,公共领域里的沟通行动旨在达成理解和理性驱动的共识,而非仅是剑指成功的策略性行动 。这便要求我们在沟通时保持真实、正当且真诚 。在中介化的政治传播中,公民逐渐建立起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这也有助于其确立集体身份认同 。由是,民主不再仅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协商,更是一场集体学习的大规模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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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插图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大学生食堂演讲,1968年
“学习”一直是哈贝马斯的关键概念,而媒体的使命便在于支持开明公众养成学习的意愿与批评之能力,这种媒体角色定位也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和《媒介社会中的政治传播》得到进一步确认 。因此,世纪末的哈贝马斯激烈批评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等媒体大亨,并显露出对 *** 媒体能否为商议民主提供价值的担忧 。而与此同时,他却较少关注媒体从业者的实际表现,以及不同媒介体制的差异性 。连韦斯勒也不否认,此后哈贝马斯的确逐渐远离媒体了,他对社交媒体也着墨不多 。
但哈贝马斯却一直未离场,在去年的文章中,他再次强调了媒体对于引导政治公共领域产生公共意见的重要意义,并表达了对新媒体的数字化、平台化、去中心化等特点难以实现媒介解放潜能的担忧 。韦斯勒将这疑惑带回哈贝马斯思考的起点,还原其媒介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将新兴变化纳入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 。他提醒读者:哈贝马斯之所以能持续启发当代媒介与传播研究,正因为其理论更聚焦于社会沟通的质量而非特定类型的媒介,这里尤其需要破除认为 *** 媒体更适合商议民主的迷思 。换言之,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性理念为衡量标准,大众和 *** 媒体扮演的角色并不局限于提供信息,而在于能否引发真正的公共讨论和文化创新 。
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也不指望大众传媒真正实现其商议理论的核心价值,他认为基于媒体的大众传播要想促进商议政治,并不需要向严苛的话语传播标准靠拢 。韦斯勒在书中主张一种更为宽泛与渐进的中介化商议概念,借以审视媒介话语而非专门设计的商议空间 。韦斯勒聚焦中介话语中的商议表现研究,譬如回应性、包容性、论证理据与文明性等要素测量 。这种围绕商议标准展开的实证研究方案,构成了哈贝马斯商议民主概念的重要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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