氨气从哪来？一般认为，70%以上的氨都是从农牧业来的，农业化肥使用挥发大约能占30%，畜牧业养殖占40%，人体占9% 。卫星观测发现，在整个华北地区，氨的浓度越来越高 。可对农牧业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农牧业的活动水平是下降的，应该会导致氨的排放量下降 。大家一时间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
农业的氨怎么跑到城里来了？城市氨气为什么逐年升高？王跃思团队提出可能有未知的氨气来源，而且这一来源极有可能与燃烧过程有关 。
质疑的声音也纷纷跃起 。“汽车尾气和燃煤等燃烧过程排放的氨仅占很小的部分 。”一位专门研究汽车工业的专家如是说 。课题组成员之间因此争论不休，各不让步，整个课题研究一度因为这个问题搁置 。
但王跃思不信，“我在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上，确实是看到过燃烧过程排放氨气” 。后续团队用同位素分析法，终于论证了氨的来源 。“在重污染期间，氨并不是主要来自农牧业，而是来自工业化石燃料燃烧过程和机动车排放，在重霾期间，这个比例可以达到80%甚至90% 。”这个结论的提出和系列证实过程，不仅让整个团队惊讶，国内外同行专家也心服口服 。
随后，好消息接踵而来 。
课题组广州的同事去广州的珠江隧道做实验 。“隧道里面只有汽车，很好得出结论 。”一经检测，果然汽车尾气是排放氨的，隧道里面测出的氨的浓度，比外面高出几十倍！课题组北京的同事，测定了煤炭散烧过程排放的氨气，发现我国燃煤散烧排放的氨气是国外的50倍左右 。
“燃烧过程排放了大量的氨 。”证实了！
应当让颗粒物和臭氧浓度协同下降
破解了雾霾的真身，各项治理措施就有了针对性，效果也更加明显 。
近年来，北京市大力压减燃煤，燃煤总量已经低于500万吨，二氧化硫年均浓度稳定保持在个位数；严控移动源污染，降低氮氧化物排放，仅去年就查处了32.5万辆次超标重型柴油车，是前一年的5.6倍；治理扬尘和挥发性有机物，利用科技手段提高监管，有序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
连续5年的大气综合治理，到2017年底，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了58微克/立方米；2018年北京继续开展蓝天保卫战，PM2.5年均浓度降至51微克/立方米 。
“可以说，通过这些年，颗粒物治理已经走上了‘快车道’，事实也证明咱们治理的方向和措施是正确的 。接下来，就要解决臭氧问题了 。”王跃思说，目前以至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都得集中在臭氧治理上 。
臭氧治理又是一个大难题，像欧美等发达国家，至今都还未能解决臭氧问题，臭氧浓度仍会出现超标的情况 。“他们关于颗粒物的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解决了，颗粒物浓度已经能做到不反弹，但臭氧还不行 。”
王跃思团队提出，为了让北京的颗粒物浓度进一步下降，未来也要通过调控臭氧来实现，使得颗粒物和臭氧浓度协同下降 。“现状是颗粒物浓度下降了，但臭氧起来了，我们要研究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措施，要控制臭氧的同时还不能让颗粒物浓度反弹，这是一个大难题，也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
臭氧的治理为何这么难？王跃思回答：“因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原来，臭氧产生靠的是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这两种前体物 。但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前体物很“特别” 。氮氧化物下降的时候，臭氧浓度反而会升高，“它俩是非线性关系，是一条抛物线，氮氧化物得降低到特别低的时候，臭氧才会下降”，王跃思说，“我们现在还在抛物线的前半段，也就是前坡，得到了后坡，才能实现 。”
挥发性有机物和臭氧的关系也很奇妙 。挥发性有机物越高，臭氧就越高，但反之挥发性有机物降低了，臭氧却并不降低 。
说起这个，王跃思也哭笑不得，因为挥发性有机物的种类实在太多了，大气中有300多种，“你把前10种影响大的解决了，马上就有后10种来替补，永远有应接不暇的替补 。”
“所以，臭氧是让我们头疼的一个难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王跃思说，今年北京市就要开始协同控制PM2.5和臭氧，“颗粒物浓度做到不反弹，也就算成功了一半 。”
来源：北京日报
【雾霾北京 雾霾北京美国大使馆】采访人员 骆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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