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视居住中“悬着”的涉疫货车司机 |深度报道( 三 ) _李伟

贺宏国则很委屈，“我们都没症状，确诊时间距离我们从绥芬河返回已经过去两周了。”不过两人没有对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他们心里的想法是，虽然不是故意引发了疫情的传播，但确实去过绥芬河。
韩东与贺宏国的事情发生后，绥中县加强了对货车司机的管控。和韩东同乡的货车司机李伟回忆，从2022年3月开始，从绥中县离开的车主需要做三次核酸，还要社区开具“货车出车”证明，返乡后需要提供行程码、健康码、核酸证明和接收证明，如果途径涉疫地区，还要经过14天集中隔离、14天健康监控才能正常活动。为了避开繁琐的手续，李伟有一次离开绥中4个多月才回家。
2022年9月29日，绥中县检察院向绥中县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韩东、贺宏国得知绥芬河爆发疫情后，未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未对去过绥芬河的行程进行报备。
“是否瞒报”成了案件争议的焦点。
韩东和贺宏国所在村子的防疫人员在接受调查时表示，曾在微信群里发布过“外省市返乡需提供健康码、行程码、48小时内核酸证明、从何处返乡”的通知，韩东和贺宏国的妻子曾在微信群里报备过锦州行程和核酸证明，但没有上报14天行程。
韩东和贺宏国表示，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行程，之前出车回来，就是最后一站是哪里就报备哪里，从来没有要求要报备全部的行程，“我们从绥芬河回来的时候，那里还没有发生疫情，按照当时的防控政策，是不需要报备的。”
深一度采访人员采访的多名货车司机证实了贺宏国和韩东的说法——从哪里回绥中，就报备哪里，并没有对行程码、健康码、核酸做硬性要求。“我们都是到处跑，如果报备14天的行程，那得写多少？”货车司机徐光说，2022年2月8日之前，他跑车从外地回绥中，只偶尔在下高速时会有人问从哪里返回的。社区群里虽然发过通知，但没有做强制性要求。
贺宏国那辆车头为咖啡色的加挂货车，挂靠在鑫浩源运输车队的名下。车队负责人黄经理在接受深一度采访人员采访时表示，贺宏国和韩东的事情出来之前，货车司机们回绥中并不需要报备，下高速也基本没有人管。
黄经理最后一次见贺宏国，是其回绥中的第二天，“他到车队来算账，但年前我们车队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没有被感染。”当天，贺宏国还去接种了新冠疫苗第三针。
针对两人是否瞒报的说法，判决书显示，一位流调人员作为证人接受调查时表示，曾在1月28日给贺宏国打过流调电话，询问其近期是否去过绥芬河，她印象中贺宏国的说法是“一个多月前去过” 。
对此，韩东与贺宏国均表示，在接到流调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去过绥芬河时，他们都如实告知对方自己曾在一月底去过绥芬河，没有隐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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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8日，监视居住到期后，贺宏国来到法院询问再审申请情况，被告知“等消息” 。当晚，他接到了第三份监视居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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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刑期
开庭前，绥中县检察院联系韩东和贺宏国，让他们签一份“认罪认罚书”，当看到上面的量刑建议是“三年”时，韩东问，三年是缓刑还是实刑，对方回答“实刑” 。“我感觉有点多。”韩东提出质疑。检察官告诉他，如果觉得刑期长，可以不签字。于是，两人都没有签字认罚。
10月中旬，绥中县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除了韩东和贺宏国，两家人谁都没能进入法庭。10月31日，绥中县法院下发一审判决。法院认定，两人未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对去过绥芬河市的行程进行报备。后二人均被确诊新冠肺炎，造成绥中县范围内大量人员感染，“后果特别严重”，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判决显示，韩东和贺宏国最终获刑4年，没有缓刑。
得知判决结果的瞬间，韩东和贺宏国都不敢相信，“判得太重了。”韩东说，原本以为最多也就判3年，没想到会被判4年。贺宏国甚至眼前一黑，还没走出法院，眼泪先出来了。
判决书对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描述是：绥中县183人被感染，7865人被隔离，全县陆续划定34个封控区、管控区和重点防范区，启用隔离场所61家，财政共支出各项疫情应急处置费用约1.55亿元。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适用法律错误。“如果真是他们引发的疫情，那肯定有责任，但是否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是值得商榷的” 。彭新林表示，两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严重后果，但谈不上“特别严重”，不能把“板子”全部打在两个司机身上，“方方面面都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