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两宋时 ， 因为朝廷重文抑武、重视医药 ， 所以医生的社会地位就被提高了；尤其是范仲淹“不为良相 ， 便为良医”的言论 ， 更是为落地学子和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们找到了归宿 ， 因此儒医便诞生了 。因为理学的影响 ， 他们“以术为不可恃 ， 而必推求其理” ， 所以就开始用本为针灸提供理论基础的《素问》、《针经》包括《难经》中的知识注解《伤寒论》 ， 因为对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错误解读 ， 导致了温燥之剂滥行于世；特别是朝廷设立的和剂局编撰并出版的《和剂局方》 ， 不仅扩大了一些经方的方证范围 ， 而且还将不少汤剂变为煮散 ， 因此改变了这些经方的用量 ， 以致出现了方不治病的怪象 。因为从北宋开始整个朝野都非常迷信五运六气 ， 所以到了宋金时以张元素为代表的一些儒医们、就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咎为“运气不齐 ， 古今异轨 ， 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于是他们就逐渐抛弃了汉唐千余年的经方医学 ， 一本岐黄之术 ， 走上思辨医学的歧途了！
清·《四库全书》中说：医分于金元 。其实就是这些儒医们 ， 也因为“天人相应”、“人附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 ， 将东汉医经家“以天喻人” ， 类比而来的“脏腑经络学说” ， 当作人体真实的结构生理对待了 。在医疗实践中 ， 他们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 ， 用这个“天人模型”通过司外揣内 ， 广泛思辨推测人体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 ， 描述中药的功能归经、指导处方用药；其实与人体真正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相去甚远！因此清·王清任才会《医林改错》 ， 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条件 ， 也只可能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有所提高 ， 对人体生理的认识不会有什么突破！尤其是用《素问》从自然界观察而来的物理的对抗性原则治疗人体疾病 ， 很多都不符合人体自然的祛病机能 ， 反而与西医的对抗性疗法非常相似 ， 所以临床疗效根本就不能与经方相提并论！
但令人庆幸的是：北宋以后的儒医们尽管开创了思辨医学 ， 但研究《伤寒论》者仍大有人在 ， 虽然他们也用《素问》、《针经》中的理论解读《伤寒论》 ， 但在临床诊疗疾病时 ， 仍然是“辨方证”；而且多数专业的医生还是师带徒 ， 他们跟师学习的都是临床诊疗疾病的实用知识与技能 ， 只有个别文化程度较高者或儒生学医 ， 才学习《素问》、《灵枢》或其他各家的理论知识！可令人遗憾的是：解放以后 ， 中医的顶层设计者与教材的编写者根本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 ， “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使它科学化”！在整个中医界对中医诊疗疾病的真谛与中医理论的实质还没有一个理性的、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 ， 就抛弃了传统的中医教材与师承方法 ， 以北宋以后儒医们开创的思辨医学为主要内容、模仿西医的教材模式编写起了统编教材；将《素问》与《灵枢》中的“脏腑经络学说”撰次成了中医的人体结构生理学 ， 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确立为中医的基本特色 ， 尤其是从四版教材开始又将各家学说“统战”为一个辨证体系 ， 其实是将整个中医界引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单纯的思辨医学时代了！像“病因辨证”、“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 ， 这些建立在“脏腑经络学说”基础上的辨证方法 ， 其实是在辨别几个分类混乱、名实不符的症状群而已 。即使“八纲辨证”中的“阴阳” ， 在《伤寒论》中是指病人的机能反应亢奋与否 ， 并非现在所谓八纲中的总纲 ， 所以明·张景岳称之为“两纲六要”；而“虚实”从字面看似一对阴阳 ， 其实根本就不是；“表里”虽然是一对阴阳 ， 但对人体来说 ， 还有“半表半里”（其实是非表非里 ， 联系人体表里的心血管系统） ， 因此称之为“两纲七要”才准确 。致于“六经辨证” ， 根本就不是指《内经》中六经病的症状 ， 而是《伤寒论》中六病的症状 ， 所以称为“六病辨证”才正确；但对张仲景来说 ，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分类 ， 六病之后再“辨方证” ， 才是他诊疗疾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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